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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载爵/高阳胡雪岩系列

1982年到1983年间,《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知晓高阳长期困扰于债务的压力和纠缠,托刘国瑞出面,将高阳的债主和欠条借据的金额作一统计,要替他清偿前债,让他能专心创作写稿。高阳写了一封信给惕老,大意是:惕老以国士待他,他也将以国士保证,日后会专心写稿……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高阳(1922-1992)一生著述约百部,将近三千万字。对于这么庞大的产量,高阳本人却没有完整的概念,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我写历史小说的心路历程〉中,他自己说:「自《李娃》开始,我写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小说,但如问我一共写了多少万字,出过多少单行本,我无法给你满意的答覆。我也不曾保存整套的自己的作品,因此,有些好朋友说,我不爱惜自己的文字,我只有报以苦笑。我所重视的是临笔之顷,也就是所谓创作的过程,每当预定的篇幅完成之后,辄有如释重负之感,以后的事就懒得去问了。」这句话正好充分表现高阳本人一生的写作心情与潇洒风格。


在这么多的著作中,一般认为《慈禧全传》、《胡雪岩》、《红楼梦曹雪芹》三个系列是高阳的代表作。《慈禧全传》系列写于1971年至1977年间,包含《慈禧前传》、《玉座珠帘》、《清宫外史》、《母子君臣》、《胭脂井》、《瀛台落日》等六部,纵跨七十年的晚清政局,人物上千,布局宏大。《胡雪岩》三部曲包含《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三部,写于1973年至1987年间,描绘晚清**与商人的关系。《红曹》系列写于1978年至1987年,《红楼梦断》包含《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四部,及《曹雪芹别传》二卷、 《三春争及初春景》三卷、《大野龙蛇》三卷,是晚期作品,呈现清初政局与贵族、士人的牵扯。


高阳喜欢阅读文献,考辨史料,这是作为历史小说家他最被称道的地方。他曾经在1983年发愿将中央图书馆珍藏之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抄写然后出版,惜未完成。他也曾和友人苏同炳共同将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予以分类编辑,便于读者阅读。这种史料癖、考据癖充分发挥在《慈禧全传》的写作上。他为了写这部巨作,做了很多研究功夫,经常出入于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阅读史料,每有收获,喜不自胜。因此,我们可以从《慈禧全传》读到一部复杂、曲折的小说式晚清历史,有些人还说比历史更像历史,也就是张大春说的,「以小说造史」的意思。《红曹》系列则是高阳多年浸淫「红学」的成果,他自己说:「一路抽丝剥茧,终于豁然贯通,看到了曹雪芹的真面目和红楼梦的另一个世界。」这样就诞生了高阳晚期的红楼史歌。



至于《胡雪岩》三部曲则毫无疑问是高阳作品中最畅销,也是讨论最多的一部作品,从出版至今,普遍流传于华人世界。这部书的出版过程,时任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的刘国瑞先生经手其事,有这样的回忆:「1967年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希望找人写一些跟经商或企业家做生意有关的经济小说,在其副刊连载。无奈人选实在不好找,于是《经济日报》前总编辑应镇国透过我和几位联合报系的朋友,辗转促成、邀请高阳执笔连载,就有了《胡雪岩系列》,最后成为高阳最有名的代表作。」


此时的高阳一方面继续撰写《慈禧全传》,对晚清宫廷的权力斗争,已经了然于心。一方面也想将权力运作的范围从宫廷伸张到民间社会,而杭州同乡商贾胡雪岩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幼他已听闻不少胡雪岩的轶事,以胡雪岩为主题正好是最佳人选。《胡雪岩》是1969年8月在《经济日报》开始连载,1971年7月写完,8月接着连载《红顶商人》,到1974年的1月完结。连载期间,胡雪岩的故事大获好评,刘国瑞先生说:「那时整个台北工商企业圈的饮宴交游场合,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常是近期连载的《胡雪岩》,大伙对于每次刊载的内容都津津乐道,政要名流常说,一打开《经济日报》第一件事就是翻找《胡雪岩》的连载版面。高阳的小说连载已经成为那时候报纸的招牌。后来《红顶商人》连载还没结束,我们就决定把《胡雪岩》出版成册,由联经出版。1974年的6月先出版了《胡雪岩》(上)(中)(下)三册,1977年出版了《红顶商人》,甫一出版就大受欢迎。」一般对《胡雪岩》系列的评价都认为这是历史上描述政商关系,以及在中国官场文化中商人如何致富,最细腻、生动、鲜活的一部小说,在写作手法上,文献史料与掌故轶事交互融合,无人能比。


除了连载的效应,当时经济学家费景汉也提到这几本书在香港卖得非常好。那时候中国刚开放,非常多的外国人到香港去和中国人做生意,但外国人常常觉得和中国人做生意很伤脑筋,每每谈不拢,一直不懂在沟通之间有什么诀窍,这时候就有一些友人会建议外国人去参考这部小说,请人翻译,或找人口说大意,解释小说里胡雪岩的经商手法,他们才终于理解跟中国人做生意,打好关系或社会交际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的高阳已负盛名,同时在好几份报刊写连载,只要翻开报纸,很容易就读到他的作品,忠实读者非常多。但他的经济状况一直不甚理想。这跟他的文人性格有关,他的钱大部分花在呼朋引伴,请客吃饭喝酒上面。刘国瑞先生曾问过他:「为什么你老是欠这么多钱,请人吃饭喝酒?一个人吃不是很悠闲吗?」他一方面喜欢热闹,要有酒有友,另方面他这样回答:「一个人吃饭6块钱、10块钱不好签字,总要有五、六人一块吃饭,这样便可赊帐。」所以他花了不少的钱在餐厅、饭馆。外头这些零零碎碎的借条欠帐,积少成多,他常常是先预支稿费来还债,然后才接着写作还稿债。那阵子他写的稿多,外头欠的零星债更多。


1982年到1983年间,《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知晓高阳长期困扰于债务的压力和纠缠,托刘国瑞出面,将高阳的债主和欠条借据的金额作一统计,要替他清偿前债,让他能专心创作写稿。高阳写了一封信给惕老,大意是:惕老以国士待他,他也将以国士保证,日后会专心写稿。刘国瑞说:「我记得我们在台北那时有名的松竹楼餐厅安排了餐叙,广邀艺文界的朋友来吃饭,惕老本有交代我,让高阳在餐叙的时候当众宣读这信,保证此后他会专心埋头写作。那时,我想高阳是个读书人、大作家,也就没好意思把这信拿出来,由我口头向大家说明,替他表示感谢,高阳也承诺会好好专注在写作上。」


1984年,《红顶商人》已经出版了好几年,《经济日报》应镇国总编辑打算再向高阳邀稿连载,让他把胡雪岩的故事结局写完。于是,高阳给了五万余字存稿,但他也开口向《经济日报》先预支15万元的稿费。15万元在1980年代是笔为数不小的款项,况且应总编辑也有报纸连载的压力,担心这五万字的存稿不够应付每日的连载,也怕付了稿费后,高癖(拖稿)犯了会使连载开天窗。应总编辑知道前述的事情及刘国瑞和高阳的私交,于是希望刘国瑞为高阳作保。为了能够顺利催生胡雪岩的最后连载结局《灯火楼台》,刘国瑞也就答应了。


高阳那几年除了担任《中华日报》的主笔,也因为这几本畅销的小说和连载故事,受到很多读者和报业编辑的推崇,报刊竞相邀稿。于是他同时帮好几家报社写连载小说,创作量很大。我们从高阳的创作年表来看,就知道他在同一个时候发展好几个不同的故事,这种能耐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能否准时交稿,便成了报社编辑的极大考验。当年《联合副刊》的痖弦、陈义芝、苏伟贞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负责高阳稿件编务的侯吉谅有这样的回忆:「因为高阳写小说是非常随兴的,他也从来不提早写稿,都是当天才写隔天要见报的段落,他老人家人面广、应酬多、爱喝酒,常常是中午应酬结束了,才到报社来睡午觉。午觉睡醒,也许就随便找张桌子坐下来写稿,这还是最好的情形,更多的情况是,睡醒了就回家,然后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交稿子。」


这些都是《胡雪岩》系列背后的轶事,然而,百部著作终究一一完成。在这些庞大著作的背后却隐藏了一个高阳终生的悬念:要成为历史学家的高阳?还是历史小说家的高阳?1965年出版的《李娃传》书前,高阳写了一篇前言:〈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是了解高阳在年过四十之后,在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很重要的告白。他说:「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历史所著重的是事实,小说所著重的是情感。投身于历史的领域中,如果不谈义理,只讲考据,几乎纯然属于一种科学的研究,考据只是发掘事实,阐明事实。而小说需要编造事实,即所谓的故事的构想,这是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能。因此,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上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得兼。」既然只能求一,那么「我无法去追求历史兴趣的满足,是由于我无法舍弃小说的写作。小说写作是我的志业,既然与考据工作发生了冲突,那么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从故纸堆中钻了出来」。


成为历史小说家的高阳,自此奋力创作而得百部作品。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我写历史小说的心路历程〉中自述:「然则是什么力量能驱使我终年负重亘三十余年之久呢?细想一想,不外乎三个因素,第一,写作是我的职业,煮字疗饥,不写不可;第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有一种必须多写、多想才可能出现的境界,那就是把自己创造的人物写活了,书中人有他或她自己的生命、思想、情感与语言,根本就不受作者的驱遣,那是小说作家的『极乐世界』。不过『疗饥』不一定要『煮字』,而『极乐世界』的境遇亦难得出现,能**我的创作欲历久不衰的,是另一个客观的因素:有时实在懒得写,但只要一想到《联副》编辑部告诉我,一断稿必有读者打电话来问,我就自然而然地会坐到写字台前铺纸提笔了。」


高阳有没有后悔成为历史小说家?这篇心路历程提到了一件事:「我的历史小说,不为『学院派』所重。有一年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惕老说:『应该给高阳一个特别奖。』但某大学的文学院长说:『高阳写的是通俗读物,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我的『特别奖』因而告吹。」他在记下这件事时并没有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我们可以了解,他没有后悔,但有遗憾。对我而言,当我拜读高阳的历史小说时,他向我展现了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历史小说家两者合而为一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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