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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七等生

第一次读七等生作品是〈来到小镇的亚兹别〉,一九六○年代,在高雄中学图书馆。高中的年代,接触现代主义小说、诗之时,也阅读存在主义作品。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与一九三九年出生的七等生,算是十岁代之差。我们的第一本书都是一九六九年在林白出版社「河马文库」出版,他的《僵局》,我的《云的语言》,分别是小说与诗。七等生可说是我文学青年时代的前行者。

一九七○年代末,已进入职场的我,对辞去小学教职、专事写作的他,怀有一种特别的敬意。视文学为志业,却选择职场为生活条件,虽怀有A‧纪德「若被禁止写什么?要**」及P‧梵乐希「被强制写什么?要**」的敬意,却只避免以写作维生的道德困境。偕同小说家陌上桑去通霄拜访七等生,并被接待餐叙,是我们夫妇一段珍贵的回忆。

七等生以小说家知名,一九六○年代崛起的一些不同于充塞战斗文艺意味的新锐作家群,其实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期逐渐被知晓,在一些媒体登场。这也是「台湾文学」初步得到正视,走过「中国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称谓,获得正名的时代。《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的作家群走过同仁杂志的局限,在文坛崭露光芒。

但这样的光芒不等于物质的报偿,作家的文学之志不能提供生活条件,常须栖身世俗的职场,或在教职,编辑圈。

七等生并非向现实生活妥协的作家,他以小说、随笔,甚至绘画、摄影呈现才具,也只是不合时宜,在台北这个都会隐身的浪人。不是西班牙诗人罗卡《浪人吟》的浪漫想像,而是暗淡的身影。

这些年来,我们的相遇常常是偶然的碰面。我们夫妇曾多次在欧风餐馆遇见他,有时是他和红粉知己,有时是他自己一个人,偶尔也看到他和长男怀拙。我们见面时,他会和我谈诗,承他多所赞誉。他对台湾的诗坛是有一些见解的。其实,一九六○年代,《笠》创刊初期,七等生留下一些独特作品,显现他的诗人心性和形影。若说小说有「诗性」和「散文」的作者性差异,他应属于前者。陈映真是另一个例子,就文学而言,七等生更为纯粹。

七等生/〈白色康乃馨和爵士乐〉
冬季的晌午


似感觉中


夏季的初晨





厅堂的泥面


放映两片菱形的


庭前葡萄架上


枝叶影子的光幕


如蜘蛛网般


薄薄的


瘦瘦的





东海的


花园主人


外出去寄信





爵士乐缭绕着


一朵孤寂的白色康乃馨


即兴般地


魔惑着的


……

在〈倒影〉、〈善变的季节〉、〈新闻〉、〈相信唯有妳乃是夜的因素〉之间,这首诗留下他曾在杨逵的东海花园的观照形影。七等生在东海花园的短暂「工作」,曾留下随笔作品。他的一些一九六○年代发表的诗,也有这时期的人生氛围。

他的诗,不像他的小说或随笔作品,较被熟知、被谈论。但署名「李七魂」的〈不孤独的异乡人〉,对七等生诗曾留下:「正如他的小说,七等生的诗是冷酷的,但是不残忍,讽刺而不谩骂,冷静而锐利,有时候以一颗纯真的童心,有时候以老成的态度去凝视世界……七等生是观察批判型的气质,不参与,而离开人间太远了一点,身上没有尘土气味……比起小说,他将成为更好的诗人吧?」李七魂对诗人的七等生比小说家的七等生,有更多期待。

但七等生终究没有成为诗人。他是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台湾的小说家大多没有读诗,七等生是少数特殊的例子。他把这样的气质留在他的小说里,甚至留在生活的况味中。可惜,在非诗时代的台湾、在非诗国度的台湾,文学和艺术并不能带给他称之为「幸福」的生活──或许,这太世俗,或许他的不合时宜?

再见了,七等生。毕竟,你已在你生活过的国度留下文学的印痕。你的死会映照你的生。从未及二十岁的高中时期就一路读了你作品的我,也走在文学的这条路上,并以之为生命的形迹。我从一九三○世代的你们,从一九二○世代,从一九一○世代的形迹看到台湾文学史的历史,也在后于我的一九五○世代,一九六○世代,一九七○世代,甚至更新的世代,看到垦拓的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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