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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从头说

每次刻印章,我总是想起他那张刻印章的工作桌。


2020年初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球陷入恐慌,台湾虽然控制得宜,但仍然尽量不出门,每天写字画画,而更多的时间是刻印章。


目光聚焦在方寸之间,笔画如丝,心绪很容易集中,忘了纷扰的新闻,也很容易飘散,因而想起刻印章的诸多往事。


我第一次刻印章,是在大一那年,因为要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需要盖章以示正式,知道书法社有人会刻印章,所以跑去找人帮我刻。


那时有一位同学说,你写字,就应该自己学刻印章,说完,从桌子底下摸出一把锉刀磨成的篆刻刀,二颗表面粗糙的练习石,以及几张刻印章的讲义,叫我回去自己试试看,他还特别强调,很简单的,很快就会。


当天晚上我看了讲义,也觉得没什么困难,就把自己的姓名章刻好了。


我就这样开始刻印章了。


但认真说来,我对刻印这件事的接触,还要更早,而且早很多很多,应该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隔壁搬来一对夫妇,先生刻印章、太太理头发,是当时乡下人满常见的谋生方法。


因为就在隔壁,所以每天我都过去看邱来法刻印章。当时刻印章的人很多,因为大部分的乡下人都不认识字,但到农会邮局开户、存款、领钱、买保险、缴费、领补助等等的,都要用到印章作凭证,所以生意很好,每天都有人找他。


他一般刻的是木头章,而且是楷书印。每天没事我就去看邱来法刻印章,从处理印面到**完成,看久了,整个程序也就都记得清楚了,等到我自己刻印章的时候,差不多就是重复他的过程。


邱来法工作的地方很小,就是小学生桌面稍微大一点的桌子而已,但刻印的工具都收拾得很整齐。砚台、毛笔、篆刻刀、台灯、印床,一应俱全。


刻印章之前要先写字,他刻的木头章大都是楷书,所以要先把字反写上去,至今想来,依然觉得他反写楷书的功力很厉害。


首先要在小砚台磨一点朱砂,用手指沾了朱砂之后,轻轻的涂在印面,等水干了,写字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用铅笔,徒手画线,很准确的在印面上画出四边和中间的十字界格,比用尺量、画还要干净俐落,这个技术我一直不是很熟悉,加上我喜欢随着笔画多寡布字、决定字的空间,所以就很少先界格再布字。


画完线,用手指沾一点水滴在另一方小砚台上,磨一点墨,大概就是十来秒,就够写印面了;毛笔似乎是「红豆」之类的小笔,沾墨后就在小小的印面上反写楷书,笔画非常精致,起笔、转折都很到位,结构很漂亮,写好的字和印刷体没有什么两样。


刻木头的刀子是斜口刀,非常尖利,刻的时候就是把写字的地方留出来,也就是一般朱文的刻法,但邱来法的技术非常准确,一个撇画带起笔的角度,几刀就完成了,一个木头章差不多半小时不到就可以刻好。


刻好就刻好了,好像从来没见过要修饰或加强的,在小本子上试盖,干净清楚,跟印刷的一样,客人看过盖出来的样子,认可后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刻橡皮章也是用斜口刀,配合镊子一刀一刀的刻。


那时他应该二十多接近三十左右吧,我则是十岁不到,每天看他刻印章,也好奇他为什么会这项技艺,他都很有耐心的回答。


那时的人,如果家里没有种田或做生意,似乎一般十二三岁就要出去学艺,三五年后就可以出师开业,就可以养家活口、成家立业了,因此念书的人很少,小学毕业就算有知识了。邱来法说他是在盐水学的篆刻,还得过几次篆刻比赛的奖,他还给我看了他设计的立体式的印面,印面设计成一个小立方形,名字就写在格子里面。


一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他仍然在刻印章,当时还请他帮我刻了书画章,但因为他的材料是木头、压克力或牛角,刻出来的笔画都挺直,和一般石材的书画章距离较远,所以后来我都自己刻。


但我还是很喜欢看他刻印章,我几乎每次刻印章都会想起他刻印章的样子。我每次刻印章,桌面总是凌乱不堪,刀子、印床、毛笔、砚台、墨、水滴、盖印的纸张、印泥、牙刷,甚至是电钻、各种钻头、打磨印章的砂纸、牛皮等等,本来还算整齐的桌子,总是弄得一团混乱,而记忆中邱来法的工作桌,则是一贯的干净、整齐。


学习任何技艺学问,古人强调的是家学渊源、童子功,原因是学习得愈早,学到的东西愈能熟练和「定着」。我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书法,导师翁义雄先生是义竹非常有名的书法老师,每年过年的时候,义竹到处都是翁老师写的春联,翁老师的柳公权写得极佳,非常到位。还有训导主任邱太钦老师也擅长书法。2007年母亲过世后我陪父亲在乡下住了一个多月,晚上出去散步,偶然发现邱老师在济公庙教书法,后来去找了他几次,知道他每天要写一通千字文,非常认真。


不过,真正教我写书法的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时任布袋国小老师,民国34年台湾光复时学校要教汉字,他就自己去找了资料学书法,我父亲的字非常漂亮,因为他喜欢写字,所以我们家四个小孩都爱写字,经常在报纸的空白处练字,小学时候,写得最好的是我大哥,字和父亲的字神似,那时他不过小学六年级。


初学书法时是父亲手把手带我学拿毛笔的,至今仍然记得他那温暖的大手包覆我的手,带我写毛笔的那种感觉。我的学生中,有一些人是为了重温小时候和父亲学书法的感觉而来写字的,我的二个女儿也是看我写字而喜欢上写字。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现代人把小孩子送到才艺班学书法,那是等而下之了,很多也都学不起来,因为家里没有那样的环境。


当然,1960、70年代台湾的环境不好,学书法并没有什么字帖可以用,所谓的学书法,也不过就是看着报纸的楷体字练习而已,一直要到大二,跟了王建安老师以后,才真正「看帖写字」。


但无论写字或刻印章,我觉得小时候就开始熟悉是非常幸运的事,每天好玩、好奇到隔壁看邱来法磨墨、用毛笔写印面、刻印章,就算没有自己动手,显然我在心中也早就练习过无数次了。


我一直到1991年跟随江兆申老师后,才第一次看到名家刻印章。但对刻印章这件事,因为从小就很熟悉了,所以,等到我自己开始刻印章以后,很快得心应手,好像从来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1985年到台北工作后,我就在和平东路一带的裱褙店中放刻印的润例单,也在当时最大的「春之艺廊」卖印。当时订印的人不少,每次接单要来来去去两三回,实在不耐烦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所以就不再「抛头露面」刻印。但文艺界的人知道我刻印的人已经不少,很多人都找我刻印章,洛夫、周梦蝶、向明、管管、辛郁、隐地、阿盛、季野、骆建人等,都陆续找我刻过许多印章,其中骆建人刻得最多,大概有十多方,他的儿子就是名小说家骆以军。骆以军曾经写文章说到他父亲最珍爱的收藏,就是我刻的印章,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这样喜爱,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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