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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贝加尔湖

两年前,因缘际会下,我有个机会到贝加尔湖畔的一座小木屋住三天,一位名叫安东的狩猎监督官在他贝加尔湖东岸的俄式小农舍接待我。安东戴着一副远视眼镜,他被镜片放大的双眼,赋予了他一种快乐两栖类的神情。晚上,我们下西洋棋;白天,我帮他收渔网。我们几乎不交谈,却花很多时间阅读──我读于斯曼,他读海明威,而且他都发音成「贺明贵」。他一天要喝上好几公升的茶,我则去树林里散步。阳光洒满整个屋内,野雁避离秋天。我想着我的亲人。我们收听电台广播:女主持人播报了索契的气温。安东说:「黑海那边呀,应该不错。」偶尔,他朝锅炉里丢一块木柴,等一天快过完了,他就把西洋棋拿出来。我们小口小口啜饮着一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伏特加,一面推着棋子。我每次都被分到白棋,还经常输棋。漫漫长日过得很快。我和这位朋友道别时心想:「这种生活太适合我了。」只要定居下来,就能得到旅行无法再带给我的东西:内心的平静。


于是,我郑重承诺自己要独自到小木屋生活几个月。寒冷、寂静和孤独等状态,将来会比黄金更珍贵。在这人口过剩、气温过暖且噪音过大的地球上,森林里的小木屋就是黄金屋。这里往南一千五百公里处的中国,正人声鼎沸。有十五亿人口即将过着水、木材和空间都不足的日子。能够在世上最大淡水湖畔的森林里生活,是一种奢华。将来有一天,那些在豪宅大理石大厅里百无聊赖的***石油商、印度的新富豪和俄罗斯企业家,将会明白这一点。届时就该是迁往纬度较高的地区、前往冻原的时候了。幸福将位在北纬六十度以上的地方。


与其在城市里日渐枯萎,还不如快乐地生活在原始的森林旷野。在《人与大地》的第六部,地理学家何可律──他是无政府主义**,文笔充满旧式情怀──阐述了一个绝佳的概念:全体人类的未来,将在于「文明与原始的全面结合」。到时我们将不需在对科技进步的追求和对原始空间的渴望两者间作出抉择。搬到森林里生活,可望一圆美梦,让无政府主义和未来主义相辅相成。


乔木林下的生活是永恒的,贴近大地。人可重新见到月光般皎洁的真理,顺服于森林的统治,却又无需放弃现代化的便利。我的小木屋可说是古今兼容。出发前,我到文明社会的大卖场采买了维系幸福的必需品,还有书、雪茄与伏特加:我将到蛮荒森林里享受这些东西。我太认同何可律的理念了,甚至替我的小木屋加装了太阳能板。太阳能板可替一台小电脑提供电源。我主机板上的矽晶片将以光子作为养分来源。我听着舒伯特看雪景,砍完柴后阅读马可・奥里略,抽着雪茄庆祝晚间钓到的渔获。何可律知道了应该会很欣慰。


住进森林里,能让人还债

布鲁斯・查特文在《所为何来》中曾引述恩斯特‧荣格的言论,荣格则引述自司汤达:「文明之道,在于将最精致的享乐与无时不在的危险做出巧妙连结。」这便是对何可律之呼吁的一种回响。重点在于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掌舵,主导自己的人生;在于翻山越岭,游走天南地北的迥异国度;在于在享乐和险难之间、在俄罗斯严冬和锅炉的温暖之间,取得平衡。别停滞下来,永远要在各种感受的不同极端之间来回摆荡。


住进森林里,能让人还债。我们呼吸,吃着水果,摘花朵,到溪水里,然后某天,我们死了,却也不曾跟地球结帐。人生是一场霸王餐。度过一生最理想的情形是能像北欧小精灵那样,在土地上自由来去,却不曾在草地上留下痕迹。应该要以童子军创始人贝登堡的建议为座右铭:「离开一处营地时,记得留下两件事:第一是什么也不留,第二是留下感谢。」重点呢?别给地球造成太大负担。隐居者终日关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并不会弄脏大地。他从自己的小屋门口,望着四季跳起永恒回归的欢快舞步。由于没有机具,他能活络保养自己的身体;由于与外界断绝联系,他得以解读大树的语言。摆脱了电视后,他发现窗户比萤幕更透明。他的小木屋,让湖畔变得轻快,且提供舒适。有朝一日,人们将不想再谈「衰退」和对大自然的爱了。我们将更想把想法付诸行动,让自己言行一致。该是时候离开都市,让有关森林的空洞言论落幕了。


小木屋是简约的国度。在松树的庇荫下,生活简化成几种必要的举动。从每日家务劳动中忙里偷闲得来的时光,都用在休息、静思端详和俭朴的享乐。细数非做不可的事项,其实不多。阅读、汲水、砍柴、写作和倒茶,成了例行仪式。在都市里,所有这些举动都被千万种其他举动所夹杀。森林能凝聚都市所疏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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