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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小说与雾社事件田野研究:访《余生》舞鹤(上)

舞鹤:我在高中的历史读本初次读到「雾社事件」。我成长的60年代,是威权统治的灰色年代,「想像」成为逃离现实的方法。发生在台湾中部高山上的血腥战争,尤其原住民反抗殖民政权的奋力一击,我想像这种毫无退路的悲怆,在内在深深触动了我。我读大学时,对在台南发生后来退到玉井的「西来庵」事件,极为吸引我的关注,除了阅读史料外,由于身在台南我还做了一些田野访查,日本殖民政权在此事件中对平地**杀戮残忍,判**重刑者太多——时为1915年。**知识菁英此时认清无能以武力对抗殖民政权,逐渐改而走向议会**、成立「文化协会」,以和平手段进行**社会运动——料不到15年后、1930年、二战日本溃败前15年,在高山发生大规模的武装抗日,彼此血腥争战甚惨,「雾社事件」不仅是最后的、也俨然是反抗不公不义政权统治的标竿。我从平地的西来庵仰望高山雾社,不再是少年时代的梦幻想像,而是热血汩动的历史事实。

白睿文:当兵的时候,您好像就在雾社附近服役。您曾跟我说,当年您就一个人走到莫那鲁道的坟墓后面的那座小山坡,一个人走下来思考莫那鲁道和雾社事件。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然而为什么那段历史和莫那鲁道的人生遭遇会吸引您?

舞鹤:我服兵役时在埔里郊外山脚下度过一年。星期假日,午饭后,我习惯走长长的河床道到埔里—雾社公路,刚好有一叫「大湳桥」的站牌,3点半前到达雾社。我先沿着公路往回走,下了雾社小学的台阶,眺望美丽湖青色的碧湖,穿过教室楼房,到当年事件发生的小学操场,我绕着操场走了几圈,时年已近30岁,之前几年阅读研究过台湾**社会运动史料,走在事件的现场,史料记载的点点滴滴自然在我内心、脑海发酵,我充分意识到当下是走在事件的血腥氛围中。

之后,我回头循来路,上台阶过小小的公路,就是「碧血英风」的牌坊。时为七○年代末,台湾经济刚刚起飞,莫那鲁道的墓园一片萧索,不仅没有观光游客,也无后来企业捐赠的铁雕群像,墓地四周只有高大的树以及树下小山坡的黄土地。我静默的在墓碑前驻立,随后绕着墓前后且思且走,间或停下来看碑上刻的事件始末。直到黄昏,我坐在墓地右上坡的石块上,望着墓栱、墓碑以及延伸而去的牌坊、公路、碧湖直到小学操场。我穿着军服,周遭几乎没有人影,我一边思索一些什么,关于事件与莫那鲁道,杀戮与悲怆,寂默与悲情。直到黄昏天黑,我下小坡走出牌坊,左转公路到站牌小市集,吃了一碗面,搭晚班车回埔里。

我不能肯定这是否是一种「假日仪式」,如同我无法明确感知事件与我的生命有所系连,更不会说出莫那鲁道和我有什么神秘的……有一年深冬,我走过小学台阶时,两旁的樱花在风中如雪片飘落,多年后我在《余生》这么写:「当年日本人栽的樱花,如今都飘给莫那鲁道一人看……」

白睿文:从当兵到重回雾社和川中岛做田野,相隔二十年左右。什么样的因素使您二十年后到川中岛开始深度研究雾社事件?

舞鹤:服兵役后,我给自己自闭的十年,十年期间我用来阅读、写作、散步。1991年我重新发表小说作品。1997年我在一次浪游中,无意间到了一个部落,走到部落后见到小小的「余生纪念碑」,我惊觉身处事件中的川中岛——之前,我从未想过书写「雾社事件」,显然我无能从有限的史料中转化成为文学创作——时已日暮,我瞪着那两字「余生」,没有如闪电的亮光、但当下我晓得我可以试着写事件,就从「余生」这个角度、视野切入。

98年秋9月,我再度回到川中岛,早睡早起,晨起散步到午后散步,那十年的自闭生活让我有思考的习惯以及思索的能力,第二天早上我将思索所得以及所见的景象氛围,记在笔记本上。在此前几年,我有三年的鲁凯族「好茶部落经验」,我将这个经验用在川中岛: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没有「田野计画」,在部落我不做调查、没有访谈,我像川中岛的居民一般过日常生活,我低调到川中岛人不知道这个人来租屋作什么、但看他日常行径显然是无害的。

舞鹤: 97年我初见「余生纪念碑」,一星期内就到川中岛租屋,是一栋西洋式的平房,有大客厅和大厨房。我没做什么行前的准备,只带了几本书,两本有关「雾社事件」的资料,一册欧姬芙的传记画册,一本96年出版的《思索阿邦‧卡露斯》 。当时「雾社事件

」的资料多是零散的,后来由川中岛人写的回忆录才出版,我没读过。但我不担心,我在鲁凯好茶部落有3年的「田野经验」,这属于小说创作的「田野」,让我顺利写下《思索阿邦‧卡露斯》,虽然我去好茶之前、之中,并未有任何写作计画。「好茶经验」令我明白资料或多或少只是作为背景的理解,去田野中生活,许多资料带来的疑惑与不足,会在生活中豁然而解而且补足缺漏。不同好茶,我去川中岛租居生活,是为了写一本有关「雾社事件」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余生》。

白睿文:到川中岛后,您有点「异乡人」的身分,而且在《余生》中您非常有知觉地去面对这种身分。在您想融入川中岛的生活的时候,这种「异乡人」的身分提供什么样的挑战?

舞鹤:我在台湾西部城市长大,对于位居台岛中心地带的川中岛以及居住其上的原住民,我当然是个「异乡人」。急于融入,只会带来虚假的了解;作为小说创作者,我不急,我入夜不久即睡、破晓时分醒来,清晨和午后各有一回散步,我融入川中岛的山水,呼吸其中的空气,慢慢的,散步中遇到的川中岛人会自然与我寒喧、交谈,他们卸下心防,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受访者」,很平易的说出交谈的话题以及内心的话。所以「异乡人」我的融入,并非是一种挑战,它是日常生活的延伸和给予,就像某个午后,有位壮年的川中岛男人敲我门,我们坐在客厅从午后到天黑,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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