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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据却美好」教授谈他的日本东京大学求学时代

民国53年8月修士班毕业,该年10月,我继续攻读博士班,并于民国57年2月获得博士学位。依据日本教育制度,日本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有两种,一是课程博士,也就是修完规定的课程后,再提出论文,通过论文考试后取得博士学位。另一种是不经过修读课程,而是以社会上的成就来申请学位,学校会为他们举办专门学科考试,通过后在教授指导之下整理论文,再提出参加论文考试,这叫作论文博士。

东大的规定论文需手写

我是正式的课程博士,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比较困难,原因是即使所有的学分修完了,不见得就能提出论文,能不能提论文是由指导教授决定,因为老师了解学生在研究上到何种程度。不像美国,博士生修完学分之后,学校已经准备为他安排口试了。国立台湾大学农艺学系暨研究所名誉教授赖光隆出版《 在田埂上思考的博士:赖教授的农学人生》(时报出版)一书提到,我在东大研究室的规矩,是在提交论文口试之前,一定要先把博士论文公开发表,也就是论文得刊登在正式学术杂志上,而且至少要两篇以上。

如果学生没有达到老师要求的程度,指导教授就不会向学生提到论文口试这件事,一旦老师不讲,学生也不敢问,常常就这么耗着,在日本就有这种限制。比如说有一位台湾的留学生他和我同年,预官训练班同届,早我数年到日本东大留学。我在民国51年到东京大学报到时,在农学部的大门口巧遇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东大的博士班快毕业,所以他在校门碰到我时他很惊讶地说:「赖先生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可是五年后,当我正准备要将博士论文提出去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所以日本的制度比较严格,只要指导教授不开口,学生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情况可能好一点,因为教授的观念不一样了,社会环境也不一样。

我的指导教授川田信一郎先生虽然非常期待我,但也相对严格,这让我在东京大学学了不少。民国57年2月我通过博士论文口试而获颁农学博士学位,题目是《水稻冠根の内皮に关する研究》,整本论文依照东大的规定,完全是用手写的。

人格比学位重要

留学生在缴学费前,得先到注册组去要一份在学证明书,再到大使馆办理留学生身份的手续。等这些手续完成后,将文件拿到学校办理注册,当期学费则可以减免。我就读东大五年期间没有交过一毛钱,只有在入学考试时交了「检定料」,就是入学考试的费用。留学生申请免缴学费,因为得经过大使馆盖章来证明自己留学生的身份,所以对大使馆会比较客气,尽量不要做任何令他们担心的事。

我还记得去东大注册组申请在学证明的时候,受理单位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一位工读生坐在柜台前,我只需要写一个条子,载明姓名、系所和修业年级,再交给他,等一会儿就可以取得在学证明书,证明书上除了书写我的学籍资料外,还盖上院长的章,但我从没有看见院长在那边出现。为什么一个工读生可以这么轻易地盖上院长的官章,把文件送出去呢?这令我纳闷,我回去研究室后就向我的老师提起这件事,问他:「你们这边拿在学证明这么简单,不会出纰漏吗?」他笑一笑说:「不会的,我们办事情不是靠盖章,是靠人格的信赖,万一这个人发生一次错误,就永远不会再被录用,所以确定不会出错的」。

在日本很多地方,印章其实只是表面上意义,人格是否被信赖才更是重要,所以推荐函很重要,某甲愿意向他人推荐某乙,是因为他相信某乙的品格。把印章等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工读生,并由他发出文件,万一有纰漏或伪造,这个人一辈子就再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工作,也无法取得别人的介绍信。从这里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日本人做事的风格,非常重视信用。信用当然是平常时候就得慢慢累积、储备,而且要珍惜,即使获得日本大学的博士学位,万一日后在社会上做出不名誉的事,给学校丢脸,学校是有权注销你的学位的,他们不会让毕业生为所欲为,人格保证这一点,在日本传统精神上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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